在济南，几乎人人都知道吴家堡大米好吃，“一亩稻花香十里，一家煮饭百家香”。然而，除了部分老年人外，大多数中青年人恐怕不知道吴家堡大米在60年代还是“新生事物”，仅仅在60年前，吃大米饭对吴家堡人来说还是梦中才会有的事情。
不堪回首的过去
吴家堡位于济南市区西北郊，黄河与小清河之间。稻改之前，这里每到汛期，北部黄河渗透，南部山洪下泄，小清河排泄不及，顶托倒灌，积涝成灾。60年代初，济南北部像吴家堡这样的地方沿黄河东西有70公里长、南北约5公里宽，归当时的历城县管辖。这里的25万亩（每亩666.67平方米，下同）土地，80％是盐碱涝洼地，大雨大灾，小雨小灾，无雨碱害，十年九不收。春天稍有干旱，就白碱遍地，种上的小麦都碱死了；夏秋雨水积存，遍地是水，庄稼又被淹死。“春天一片霜（碱），夏天明光光（水），豆子不生荚，地瓜不爬秧”“正月里（小麦）青，二月里黄，三月里误不了耩高粱。高粱耩不上，再把豆子耩”……这些歌谣形象地反映了沿黄地区的自然状况，也道出了老百姓的辛酸与无奈。稻改前这里好年景亩产百十（市）斤，平时也就三四十（市）斤，稍遇灾害就颗粒不收。由于自然条件恶劣，老百姓生活极为困难。那时新沙王庄年产粮食才1万公斤，每年要吃4万公斤国家统销粮。直到1963年，沿黄地区还是吃粮靠供应，花钱靠贷款，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地区，生活还不如南部山区，闹饥荒时甚至要向人家借粮。
1963年底，省委书记谭启龙前往历城沿黄地区视察，看到沿黄恶劣的自然面貌和人民困苦的生活，深感震惊和内疚，指示必须想方设法尽快改变这种状况。
新与旧的碰撞
为改变穷乡恶水的面貌，解放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沿黄人民曾经为改造盐碱涝洼地进行过努力，采取过开河挖沟、运土压碱、筑台田、修条田等治碱排涝的措施。但是，由于地势低洼，排除了地上积水，解决不了淹涝问题，汛期到来，无数庄稼又被淹了，这些办法都没能根治盐碱涝洼。50年代中后期，人们又在盐碱涝洼地上试种水稻，但由于设施不配套，水源不足，再加上只注意了灌渠建设，忽视了排水工程，地下水位抬高，引起土壤碱化变重，又失败了。
第一次稻改虽然失败了，但引黄放淤有利于土壤的改良，1963年临沂地区洼地改种水稻获得成功的经验也给了人们启发和信心。在大量科学试验的基础上，市委、市人委认为，沿黄地区水源充足，水稻具有耐涝高产等特性，在沿黄地区引黄种稻，是改碱除涝，改良土壤的有效措施。1964年春，市委、市人委做出了在沿黄地区大面积种植水稻的决定。
沿黄要改种水稻谈何容易。稻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资金、水源、电力、配套水利设施的不足，水稻品种的选择，不掌握耕作技术以及传统习惯势力的阻挠，这一个个难题对一穷二白的沿黄来说就像一座座难以逾越的大山。
千百年来的小农经济、小农意识，盐碱涝洼长期为害，以及50年代种稻的失败，使沿黄群众思想上结了一个很大的疙瘩，对彻底战胜自然，改变落后面貌没有信心，悲观地认为，“碱沙地，黄河水，种稻不行，土地会越种越碱，越种越薄”。稻改初期遇到的阻力是相当大的。
姬家庄因为水利条件较好，1964年4月，市委决定由科委牵头在那里搞试点。当时的市科委党组书记岳文斗去了3次都没见着村支书，因为他怕搞不成群众埋怨。没办法，岳文斗说见不着支书就不走了，这才见着他。岳文斗同他定了4条：一、地反正是荒着，你给我拨200亩，种子、肥料我们出，将来收成是你们的；二、给我15个中学毕业生，我给工资；三、给我打几口井，费用、工钱科委出；四、要支持，不能干预、插杠子。搞完了，人是你的，地是你的，技术、人才都留下了，扎了根了，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这样才得到了村里的同意。
1964年在姬家庄、七里铺、丁太鲁、药山、河套圈等地试验性种植的18000亩水稻获得了平均亩产150多公斤的好收成，丰产田在250至400公斤，这在沿黄地区是史无前例的。1965年稻改工作进入试验性推广阶段，稻改面积一下子扩大到了8万亩。
（1964年，药山稻改喜获丰收）
然而，习惯势力是强大的，稻改的进行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顺利。从劳动强度来说，种稻比种小麦辛苦得多。初春育秧时，水还很凉，冻得腿、脚骨头钻心地疼。小麦收割和水稻插秧要在一二十天内完成，为了赶农时，社员要长时间弓着腰收割、插秧，指甲磨没了，眼也控肿了，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多了。随着水利设施的日益完善，生产条件的逐渐改善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，有人又想种高粱、小麦了。当年中赵大队的书记郭德昌回忆说：“有人觉得种水稻太累，觉得还是耩高粱好，1969年又种上高粱了。长到膝盖那么高，过了麦，一场雨就看不见了，秋后吃不上饭了。群众得生活啊，我领着人上洪家楼窑场给人家推土去了。从那坚定了种稻子的决心，还是种稻子牢稳！”
千方百计保障稻改顺利进行
在沿黄盐碱涝洼地上种植水稻还没有过成功的先例。沿黄绝大多数群众既没见过、更没种过水稻。如何让水稻在贫瘠的土地上茁壮成长，如何使群众尽早掌握水稻种植技术，对当时的市、县领导是一个严峻考验。为此，济南市、县两级党委、人委对稻改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，将稻改工作分为试验、推广、普及3个阶段，循序渐进，由点到面，逐步推广。历城县专门成立了稻改办公室，抽调大批干部，深入有稻改任务的生产队，和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、同商量，加强对稻改工作的具体领导。为使沿黄人民尽早掌握水稻种植技术，稻改办公室采用现场会、培训班、内请、外派等方式，培训了大批技术骨干。各级党委和人委还千方百计筹措粮食，采取以工代赈等方法，解决群众经济上的困难，保证战斗在稻改工地上的社员有足够的体力，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。省、市、县人委还加大对沿黄地区的投资，保证了稻改的顺利进行。
50年代种稻之所以失败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水源是主要原因之一。稻改初期每亩需用水1000立方米左右，正当稻田用水的时候，黄河水位突然下降，虹吸失效，眼看着田里的稻子干死了。这次，技术人员根据历年来的黄河水位资料，经过认真研究，提出了两套引水方案：水位高能虹吸时就虹吸；水位低不能虹吸时，就利用机泵助吸和提汲。后来，随着稻改面积的扩大，又及时将部分虹吸管改建成引黄闸，大大提高了引水量，满足了稻田用水的需要。
从1964年春天开始，济南市和历城县有关部门就派人实地勘察，修建引黄灌溉工程。工程由提水站（虹吸管、引黄闸）、沉沙池、引水渠道（干渠、支渠、斗渠、毛渠）及大量的桥闸涵洞组成。
短短3年间，沿黄人民克服重重困难，动用土石方达355万立方米（斗、毛渠，整平土地和打稻方除外），建成虹吸管10处22套，新建大小提水站34处，修起全长900公里的978条干、支渠道，建起1474个桥、涵、闸等大小水利设施，建设大小沉沙池15座，容水量达1000万立方米。桀骜不驯的滚滚黄河水被虹吸管吸入沉沙池、经过澄清后，沿着宽阔、笔直的渠道，穿过桥闸、涵洞，一路欢歌，源源不断地流向稻田。
为学习、掌握种植技术，市、县各级领导带领稻改地区的干部、技术人员和社员到天津、临沂等地参观、学习，还请了山东大学及南京等地高等院校的专家、教授前来指导。市科委、市农机所、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所等科研单位、技术部门也提供了积极支持。从县里到生产队层层搞试验田、示范点，采用办培训班、业余技术学校、开现场会等方式培训技术人员和干部、群众。每个公社、生产队都成立了由社队领导、技术人员、群众三结合的试验组，及时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。在水稻品种的选择上，技术人员试验了600多个品种，选出了最适合济南沿黄地区的稻种。经过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，沿黄水稻平均亩产量逐步达到了400公斤左右，最高达600公斤。
沿黄人民永远忘不了共产党
各级党委和人委的大力支持，广大共产党员吃苦在前、无私奉献的精神，是带动沿黄人民取得稻改成功的重要因素。至今，谈起稻改，沿黄人民仍激动地说：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沿黄的今天，沿黄人民永远忘不了共产党！”
陈明达是当时济南分管农业的书记，直接负责沿黄稻改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沿黄群众回忆起陈书记仍满怀崇敬、怀念之情：“陈书记那真叫人民的公仆，来了就下村，就下地，一二十里的管区一上午就走过来。和我们在一起外人根本分不出谁是社员、谁是书记，有什么事立马就办。他对老百姓可好了，可哪个干部要办了错事，他可不客气。”
其实，那时的干部大都像陈明达这样。
当年历城县分管稻改工作的副县长何乐峰回忆说：“那时县里干部一年劳动100天，公社干部200天，大小队干部300天。干部下村都是自己背着铺盖卷，带着粮食，和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不管多远都是走着去，骑个自行车就很知足了，要是坐个拖拉机、吉普车那就不知有多美了。开会都是在晚上，白天要下田抓生产，同社员一起挑人粪尿。修提水闸时，用尼龙袋子往十几米高的坝顶背淤泥，泥水淌一身，跑在最前头的肯定是干部。那种战天斗地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感动的，那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。”
沿黄沙板地土壤结构松散，新修成的渠道经水一冲，易出漏洞。一天，蒋家沟大队看水员石百顺发现渠道上出了个小口，开始像拳头那么大，不一会儿变成了碗口那么粗。他急了，把棉袄一脱，团成一团，朝着洞口就塞去。可是水急、土松，口子越冲越大，他正愁着想不出别的办法，忽见对岸一个人穿着棉衣就下了水，三下两下挪过来，一屁股蹲在了开口处，以自己的身躯堵住了决口。石百顺拿来锨把口子堵好后，才看清这人是公社驻队干部张爱兰。
在党和政府的带动下，沿黄群众积极投入到稻改之中。“腊月二十九，吃了饺子就下手”，质朴的语言，反映出群众冲天的干劲。抬土筑渠，两人一筐，一筐100多公斤，一天要抬七、八方，一方就要近百筐，一天下来全身像散了架。寒冬腊月，低洼的地方结了冰，就用炸药炸开，大家光着脚跳入冰水中就干，腿上像扎了无数根钢针，不一会儿就失去了感觉。没有机械，就人拉肩扛；没有材料，就自己去采、去运，还有的群众把自家的门板抬来，把自己的砖头、石块送来；没有资金，就分出一批人去搞副业；没有经验，就内请外派，虚心学习。在紧张的劳动中，有些群众手磨破了，肩膀压肿了，脚冻裂了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，没有一个人喊累。药山公社张庄的社员冯希成，双目已经失明，他听说修桥闸缺石头，就在家里摸来摸去，把院子里两方多散乱的石头搬到一块，叫人送到工地上。霍家溜提水站，在往水里架设铁架时，被石头挡住了，北河套大队的社员刘学文和其他四五名社员，不顾风大浪急，河水冰冷，脱了棉衣就跳下水去，一直在冰水中干了3个多小时，终于把石头完全清除了。插秧时节，劳力严重短缺，周官屯大队党支部书记阮长春想来想去，想到挖掘妇女劳力的潜力上。他动员爱人说：“秋兰，明天你下地去插秧吧。”又劝嫂子王传英也下地插秧。第二天，妯娌俩下到水田里，和男社员一起干起来。在她们的带动下，几乎所有的辅助劳力，都投入了育苗、插秧工作。沿黄人民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、不怕困难、不怕牺牲、战天斗地的精神正是稻改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。
盐碱涝洼变江南
沿黄人民的艰辛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。1964年种植的18000亩水稻喜获丰收。
姬家庄大队改种水稻610亩，占全部耕地面积70.8％，总产量10.3万公斤，平均亩产168.9公斤。除水稻外，大豆、玉米、高粱、地瓜共360亩，总共只收500余公斤粮食。社员们都说：“要不是听党的话，象今年这样大的雨水，又脱不掉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”
七里铺大队种植水稻850亩，总产量达到17.5万公斤，比前3年的粮食产量总和还多7万公斤。稻改前七里铺每年吃统销粮4万公斤，而1964年向国家交售公粮5万公斤，一举摘掉了贫困的帽子。
“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群众看干部”，事实最有说服力。在1964年试点、1965年试验性推广的基础上，1966年稻改工作在沿黄地区全面铺开，达到了12万亩，最高时达到了15万亩。以前，沿黄地区从没奢望过粮食产量能够“过长江”（亩产400公斤），“过黄河”（亩产250公斤）也只是说说而已，稻改后，有的村当年就过了“黄河”，“长江”也很快就跨过去了。1966年，最高亩产就达到了589.95公斤。进入20世纪70年代，平均亩产达到400多公斤。
（20世纪70年代，济南引黄河水种植水稻广泛推广开来）
稻改前沿黄群众连盐都吃不起，到地里扫点碱疙瘩当盐吃，现在天天大米饭、顿顿有菜吃，每天像过年；稻改前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现在一年打的粮食能吃好几年；稻改前全家人只有一身补丁摞补丁勉强穿出门的衣服，现在人人都穿上了新衣；稻改前住的是透风撒气的破茅屋，现在是崭新明亮的大瓦房；稻改前全村几年娶不上个媳妇，人人愁眉苦脸，现在家家喜气洋洋；稻改前年年吃统销、吃救济，现在年年向国家献余粮；稻改前一年到头空忙活，现在是“一个月过年，二个月种田，九个月挣钱”。老百姓高兴地唱道：稻改“一年成功，二年翻身，三年巨变”“盼翻身，想江南，如今沿黄变江南。”“江北变江南，低产变高产，涝洼盐碱变稻田”。他们激动地说：“没有共产党、毛主席，哪能有今天，哪能吃上大米，哪能过上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日子呢！”“祖祖辈辈头顶上那个‘穷’字，终于让毛主席给搬掉了！”“解放、土改是第一次翻身，是政治上的翻身；稻改是第二次翻身，是经济上的翻身！”
济南沿黄稻改的成功在全国引起了反响。1965年5月，《人民日报》以《历城巧用黄河之利巧避黄水之害》为题介绍了济南沿黄稻改的成功经验。此后，河南等沿黄地区纷纷到济南取经，并先后获得了成功。一些外国专家学者也慕名到济南沿黄地区参观考察。
稻改成功了，济南沿黄人民并没有就此满足，他们又在为着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。1977年，水稻种植面积达到13.78万亩，并且成功实现了稻麦两作，稻藕兼作，稻鱼兼作，大地园田化、林网化，沿黄地区真正成为了鱼米之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