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济南“四五”烈士
20世纪20年代，齐鲁大地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镇，也是早期共产党组织活动的重镇，而济南则是核心要地。至1927年6月，全省共有党支部100多个，党员1500多人。全省革命的种子如同星星之火播撒在山东这片热土上。大革命失败后，山东也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。此时军阀韩复榘处心积虑想要在山东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，他在山东境内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，并建立了遍布全省的特务网。而蒋介石的亲信张苇村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体系，将魔爪伸向穷乡僻壤。济南处于韩复榘和张苇村的统治下阴云密布，特务密探遍布大街小巷。同时由于党内干部王复元（曾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）、王用章（曾 任山东省委执行委员会委员）的叛变，仅1929年至1930年中共山东省委就惨遭五次重大破坏，大批共产党员喋血刑场，伏尸荒郊。22名同志正是在此期间被捕入狱。
到了1931年初，蒋介石调韩复榘的军队到江西中央苏区“剿共”，韩复榘借口“山东共匪也很猖獗”，拒绝出兵。为了证实自己的话，韩复榘遂将22名已判刑入狱的共产党人加罪改判死刑。1931年4月5日凌晨，在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，也就是今天中共山东省委党校西校区所在的位置，邓恩铭、刘谦初等 22 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于此，史称“四五”烈士。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，最大的41岁，最小的刚满20岁。他们用鲜血染红了我们党的旗帜，用身躯铸就了共和国的基石。
赤胆忠心，履险如夷
济南市经七路槐荫广场，在青松翠柏环绕掩映下，矗立着一座巍峨的“四五”烈士纪念碑。主碑正面上端有“宁死不屈 浩气长存”八个 描金大字，这八个字，是对“四五”烈士精神内涵的完美诠释。
22名同志中，邓恩铭是参加中共一大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，他出生于贵州省一个水族家庭，两度出任山东省委书记，三次被捕入狱。他16岁辞别父母时有诗一首：“南雁北飞，去不思归。志在苍生，不顾安危。生不足惜，死不足悲。头颅热血，不朽永垂。”这首咏志诗饱含了一位热 血少年的初衷和未来之志。就义前他还写下了一首诀别诗：“卅一年华转 瞬间，壮志未酬奈何天。不惜唯我身先死，后继频频慰九泉。”这首诗展 现了一名共产党员追求真理、献身革命的灼灼初心。
刘谦初是毛泽东的亲家，女儿刘思齐是毛岸英的妻子。刘谦初是山东平度人，1918年考入齐鲁大学预科，1927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也结 识了自己的人生伴侣张文秋。1929年初，山东省委第二次遭到破坏，刘谦初以齐鲁大学教员身份为掩护，担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。1929年，刘谦初在明水火车站（今章丘火车站）被特务用照片比对出来，被捕入狱，省委机关第三次遭到破坏。此时中共开始了对王复元等人的锄奸行动，其中党维蓉曾参与铲除叛徒王复元的行动。1929年7月，党维蓉等人在青岛成立临时省委并领导省市锄奸队，铲除了叛徒王复元，打击了 敌人的嚣张气焰。后因王复元的哥哥王用章叛变，党维蓉被捕入狱，省委又遭到了第四次破坏。吴丽实于 1929 年 12月临危受命，被派到山东任山东临时省委书记。吴丽实曾在李大钊的介绍下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，在东北工作长达五年。他也是“四五”烈士中三位山东省委书记之一，到山东上任后不到两个月就被捕入狱了，一起被捕的还有省委秘书长雷晋笙等八人。雷晋笙是一个有着文学情怀的青年，曾翻译过多篇莫泊桑的小说，牺牲时 33 岁。
郭隆真是“四五”烈士中唯一的一名巾帼英雄。早年间她勇敢逃婚选择上学，被刘少奇称作“掀开花轿门帘，把封建传统旧礼教一手抛开”。她参与了五四运动，与周恩来一起参加觉悟社，赴法国勤工俭学。1930年，她前往青岛重组党组织，曾任中共山东省委妇委书记，同年11月不幸被捕。“四五”烈士中有刘晓浦和刘一梦叔侄二人。二人出身于山东蒙阴垛庄的“燕翼堂”，燕翼堂鼎盛时期有土地5800亩，山林上千亩，但他们二人并没有因此停下追求真理的脚步。刘晓浦曾在上海大学读书和从事革命工作，1929年到山东配合刘谦初重建被破坏的山东党组 织，7月份他和张文秋同时被捕。侄儿刘一梦是一位文采飞扬的文学青年，他长期以笔为枪，他的短篇小说集《失业以后》受到鲁迅先生的好 评。1928 年秋，他到共青团山东省委工作，次年4月被叛徒出卖。
此外，“四五”烈士中还有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秘书于清书，曾任中共济南市特支书记的李敬铨，济南党组织负责人李华亭，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宋占一；曾任青岛市委代理书记马恒德，青岛市委常委孙守诚，青岛市委组织部部长朱霄。“四五”烈士中有三位是工人运动领导人，一位是出身于木匠世家的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纪子瑞，一位是中共山东省委工运特派员车锡贵，还有一位是王锡山，他在法国巴黎做华工时入党，牺 牲时41岁，是“四五”烈士当中年龄最大的。“四五”烈士当中年龄最小的是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王凤岐，牺牲时只有20岁。此外还有三位在农村开展革命活动的同志，即中共蓬莱党支部书记赵鸿功，曹县农民武装暴动领导人孔庆嘉、任守钧。
狱中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
22名同志被捕入狱之后遭受了国民党反动当局非人的折磨。国民党的监狱承袭了清朝和军阀统治时期监狱的黑暗腐朽制度，监房内污秽不堪，狱吏贪婪残暴，伙食十分恶劣。胡允恭曾回忆：“当时济南市公安局长王恺如，叛变后为表示忠诚向共产党员伸出了两只血手。凡是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，他都要亲自审讯，所用刑具堆积如山。究竟有多少我党地下志士在他的刑具下丧生，谁也无法统计出一个具体数字来。” 国民党反动当局还对斗争中的领导者、骨干分子施以酷刑，刑后关入黑牢、水牢、小号或独号，加岗加哨严加看管。但是被监禁的大多数共产党人没有被敌人的监禁、严刑和屠杀所吓倒，他们组织起来，把监狱当成了对敌斗争的另一个特殊战场。
首先，他们都保有乐观的心态。就像宋占一说自己是个喝了共产党 “迷魂汤”的人，什么都不怕。后来逃出监狱的何志深曾回忆狱中伙食非常恶劣：“尤其是每日吃的是高粱壳做成的黑窝窝头，每人一天 6 个，小小盐菜 1片，开水两碗而已。吃不饱更是难以下咽。然而我们同志有一致的集体革命精神，各方面的安慰，也就不觉其苦。”他们在狱中互相鼓励，团结互助，邓恩铭和刘谦初先后组织狱友进行了几次绝食斗争，取得了改善伙食、允许读书看报、不戴脚镣等待遇。刘谦初在狱中写了这样一首诗：“无事不必苦忧愁，应把真理细探求。只要武器握在手，可把细水变洪流。”这首诗广泛流传开来，鼓舞了更多的同志保有乐观心态，勇敢面对凶残的敌人。
其次，他们巧妙周旋，步步为营，善于斗争。英勇不屈的革命者先是在狱中成立了党组织。邓恩铭与刘谦初等人先后在国民党济南省会警察局拘留所、济南第一模范监狱、山东省高等法院看守所等处秘密成立狱中党支部，把狱中的党、团员和其他难友紧紧团结起来。一个党组织就是一个坚强堡垒。他们在狱中也不忘学习，李敬铨在监禁期间曾秘密地研读列宁的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》，刘谦初则通过“互济会”和 狱外党组织的帮助，巧妙地把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哥达纲领批判》等马列书籍伪装成旧小说传进狱中，组织难友学习，并以惊人的毅力在阴暗的光线下翻译了《反杜林论》，将监狱变成了磨炼革命意志的熔炉，变成了学 习革命理论、培训干部的“党校”。 为了交流沟通方便，不被敌人发现，狱中同志们创新与敌人斗争的方式方法，与敌人巧妙周旋。比如以厕所为地下邮局进行秘密消息的传递，公开的信息中则亲切地将党比作母亲，吴丽实在狱中发电报说：“儿 病危，母亲（指党组织）不要来看我。舅舅（指家属）来，能见。”特别 是雷晋笙提出了很多巧妙应对敌人的方法，如向窗外唱歌、空中写字法；提出将注音字母横七竖八列成一表，用1234567七个数字将注音字母编为电报码；缺乏写字工具时，可将铅条纳入馍中或菜中，或将毛笔头夹 在小菜中，如果没有墨汁，就往酱油中放些白糖，蘸着写字。22名英勇的革命者从被捕到牺牲，始终以顽强的意志、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和卓越的胆识，粉碎了敌人诡计多端的盘问、审讯。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里，他们以充满政治智慧的斗争，为人生画上光辉的句点。
为了重返斗争第一线，在邓恩铭等人的组织领导下，他们机智顽强 地进行了两次越狱斗争。第一次惊心动魄的越狱发生在 1929 年4月。邓恩铭利用争取来的可读书看报的机会得知《中日济案协定》签字的消息，于是趁机发动了越狱斗争。然而越狱计划不慎被一个不坚定分子得知， 他们被迫仓促举事，共有 19 人冲出监狱。只有杨一辰1人逃出，邓恩铭等18人又先后被抓回。
然而他们毫不气馁，认真总结了第一次越狱斗争的经验教训，重新组成了以邓恩铭、吴丽实等5人为核心的越狱领导小组。狱中其他党员按身体强弱搭配分为3个小队。为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，争取到与探监亲朋接近交谈的机会，他们打破了与外界的联系封锁，秘密带进钢锯条等工具，利用上厕所的机会，把清洁厕所用的石灰粉装入亲朋 来信的信封，分装成小袋作为越狱时的特殊武器。为了解决越狱后疏散的路费问题，邓恩铭还将大家的零用钱集中起来统一使用。7月21日下午4点，看守送晚饭开门时，身强力壮的党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看守打倒，拿枪冲出牢房，连续突破三道大门，冲上大街迅速分路疏散。但可惜的是，省委刚遭到严重破坏，无人来接应。再加上长期被关押， 他们身体孱弱，对市区道路生疏，最终除何志深等 6 人成功越狱外，邓 恩铭等 12 人先后被重新抓回监狱。这次越狱斗争，震惊了国民党当局，被称为“济南巨案”，看守长因“渎职”被枪毙。两次越狱，虽然一共只有7人成功脱险，但却坚定了狱中共产党人的斗争信心。他们在越狱斗争中展现出来的知难而进、迎难而上，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的品格，以 及不怕牺牲的革命大无畏品质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。
宁死不屈，从容就义
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利诱，共产党人坚贞不屈，视死如归。他们明知革命就意味着牺牲，仍然前仆后继。吴丽实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，自始至终守口如瓶，直到牺牲，敌人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党内职务。党维蓉在狱中曾自书遗嘱：“只要迅速死，不怕任何牺牲，保护党的一切 秘密。”郭隆真是第6次落入敌人的魔掌，面对严刑拷打，她说：“宁可 牺牲，决不屈节！”刘晓浦、刘一梦叔侄被捕之后，刘晓浦的二哥刘云浦变卖了1200亩良田，携巨款到济南营救，但当刘晓浦得知要在自首书上签字时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二哥，你不要再花钱了，出狱自首是绝对办不到的，我和他们（指国民党）是死对头。”侄子刘一梦遭到严刑逼供，对妄想得知党、团员名单的敌人说：“太阳除非从西边出来！”刘谦初给 妻子的绝笔信这样写道：“我现在临死之时，谨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们告别！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，望你不要为我悲伤，希你紧记住我的话，无论在任何条件下，都要好好爱护母亲！孝敬母亲！听母亲的话！”信中，他把中国共产党比作最亲爱的母亲，他对母亲的深情告白饱含了对党的无比眷恋和坚贞不渝的革命信念。他在就义前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生死，而是他无限忠诚的党。刘谦初不愧为党忠实的儿子。
铁窗酷刑都没有使共产党人屈服，敌人无奈地举起了手中的屠刀。1931年4月5日凌晨，22人从监狱被提出准备押赴刑场，刚一走出监狱大门，唯一的一名女共产党员郭隆真就高呼“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”。 22 名共产党员临刑前泰然自若，毫不畏惧，一路高呼着口号！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张苇村等人的监督下，国民党山东省高等法院在济南纬八路刑场枪杀了22名党的重要干部，使山东和济南党组织受到严重损失。
当日夜，中共济南特支紧急召开会议，决定立即安排收殓安葬烈士遗体事宜，同时决定亲赴刑场悼念战友。4 月6日下午4点，胡友恭带领 10 余名党员乔装打扮分组前往纬八路刑场向烈士告别。凭借夕阳的余晖，他们看到 21位战友的遗体纵横倒卧在草地上，他们的面部表情有的怒睁双目，有的咬紧牙关，流出的鲜血已成黑红色。看到这一幕，大家都悲愤不已，有的同志强忍悲痛，有的同志按捺不住，甚至咬破了自己的舌头。离开现场后，他们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抱头痛哭起来。
血沃春华，光耀齐鲁
1930年1月，经组织多方面营救，张文秋即将出狱，出狱前她请丈夫刘谦初给孩子起名字，刘谦初深情地望着她说：“无论是男是女都叫思齐吧。齐鲁自古英雄辈出，让他记住父母战斗过的地方。”3月2日，刘谦初的女儿思齐在上海出生，一个月后的4月5日，刘谦初牺牲……刘晓浦、刘一梦就义后，刘云浦赶赴济南，买了两口棺材，收殓后运回家乡。他含着悲愤的眼泪在坟前发誓：“共产党不取得胜利，我决不正式出殡！”刘晓浦、刘一梦用信仰铸就的火炬，照亮了刘氏家族和沂蒙山区，燕翼堂大家族先后有30多人参加了革命，5 人牺牲。碧血悲歌写英名， “四五”精神照千秋。革命先驱的鲜血，唤醒了齐鲁大地，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革命义士为初心和使命不懈奋斗。